教师世家的孩子，为什么最后真的去做了老师

每天被两位「特级教师」教

我出生在广东湛江。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，教了 16 年，其中 6 年做初中部教导主任；后来因为文笔好，调任湛江市霞山区区委办主任，同时兼任霞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母亲是小学高级英语教师，教英文教了 36 年。

所以我从小是被一位语文老师和一位英语老师「联合培养」的——他们就是我爸妈。

在我还不会看表的年纪，我就已经知道什么叫备课。晚上客厅的灯亮着，桌上摊着教案和作业本。我也知道什么叫家长来访——从我能记事起，几乎每周都有不同的家长上门向父母道谢。那些道谢的场景，比任何一次「你为什么想当老师」的作文题目都更有说服力。

家里还有另一种影响：爷爷是业余诗人，叔父是对语言颇有研究的文人与作家。我在一个把语言当回事的家庭里长大，很自然地把「把话说清楚、把字写准确」当成了基本要求。

真正的转折点，是 1999 年那次失利

1999 年高考，最拿手的一科出了问题。

我在英语答题卡上填错了位置——不是不会做，是填涂没有对号入座。那一年的结果因此偏离了预期，我进入南华工商学院（石油大学北教区）读商务文秘专业。

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提这件事。但回头看，它反而帮我建立了一个到现在还在用的判断：语言能力不是「会不会」，而是「能不能在真实条件下稳定地做出来」。 会做，但填错卡，等于不会。

进大学后我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：所有科目的总成绩做到班上第一，英语做到全校第一。后来我拿到了英语四级全校第二、六级全校第一。那段时间我自学完了《张道真实用语法》和《新概念英语》，假期读大量英文报刊——不是为了考试，是因为第一次尝到了「读懂一整个世界」的滋味。

2002 年，出国前一周我写完了一份手稿

2002 年 6 月，我为圆英文事业梦出国留学。

出国前那一周，我没有收拾行李，而是在不分昼夜地写一份东西——后来我把它叫作「冲击波英语」的理念与学说。那份手稿没有任何读者，写作的动机也很简单：我想把自己这些年摸索出来的方法固定下来，怕出国以后忘掉。

后来的事情证明，这份手稿是我后来所有教学方法的起点。我在新西兰的大学里读了三四个学位，做了十几年教学，但它一直在那里。

出国之后我才更清楚地认识到父母那代教师的分量。父亲在 2009 年 5 月给我写过一封信，《湛江晚报》把它刊登了出来，标题是《「豆豆」永远是你的「粉丝」》——「豆豆」是我从小对父亲的称呼。他不是在夸我，他是在告诉我：他一直在看着。

我没有选择教师，是它一直在我家里等我

在新西兰这些年，我做过翻译，做过口译，也在企业里工作过。但最终我还是回到了教室——在奥克兰北岸办教育培训中心，教英语、中文和数学，服务华裔家庭的孩子。

我渐渐明白，教师这个职业最吸引我的地方不是「知道得多」，而是「能让别人也能」。 这件事很难，也很难被自动化。父亲用 16 年、母亲用 36 年证明给我看，这不是一份可以速成的工作。

现在我同时在奥克兰大学做应用语言学博士研究，方向是任务型语言教学。我把这件事理解为：把父母那一代教师的手艺，放进可以被检验的语言里。

行动建议： 如果你也是一位父母是老师的读者，回一趟家，问他们当年是怎么备第一节课的——那可能是你听过最有价值的一次教学法讲座。

署名： 杨老师（Simon Yang）· 杨斯毅教育研究院